迎接大東亞，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 更新新加坡
記者:作者∣楊瑪利、游常山 攝影∣陳之俊
領導國土面積僅兩個半台北市大、國民平均所得卻幾乎是台灣兩倍的新加坡，剛滿三年半，李顯龍顯得愈來愈駕輕就熟。55歲、身高一米八二的李顯龍，鬢角微白，身材修長、手掌碩大、手指修長而冰涼，那是1992年罹患淋巴癌治癒後，刻意調整以避免上火的體質。
他的辦公桌正前方牆壁上掛著一行字：「居安思危 戒奢以儉」他說：「這是我的治國座右銘，因為新加坡是小國家，我們必須很勤儉。」
一再強調新加坡的小，凸顯出小國必須時時居安思危才能生存的挑戰，這幾乎已成為新加坡歷任總理最嫻熟的政治修辭了。李顯龍的華文底子好，在回答記者詢問，新加坡財政部監督的淡馬錫控股集團，為何一定要有高獲利，他甚至用「這是新加坡幾十年努力辛辛苦苦存下來的，用完了就沒有了，這筆錢，其實是棺材本」的強烈形容詞，令人聽聞後，印象極為深刻。
在公開場合，李顯龍經常帶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，永遠讓人覺得窩心。「代表，你好！」台灣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胡為真，最難忘上任第一次見面時，李顯龍真誠的用力握手，和那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。
新世代！開放金融收購大東亞
2004年起，第二代政治家李顯龍執政後，新加坡突然又引起世界矚目，經濟連續三年高度成長，2006年的經濟成長甚至達到7.7％，擺脫陰霾。
「新世代政治」象徵意味濃厚的這張亮麗的經濟成績單，得來不易。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、到2003年SARS的這段期間，新加坡經濟一直處於起起伏伏，中間甚至出現過兩年的負成長（1997年和2001年），這對獨立後曾維持長達30年的高度成長，並於1996年達到高峰的新加坡，實在是一大難關。
就任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理之後，看得出李顯龍企圖心旺盛，並對財經議題頻頻出招：
第一步，他所採取的策略是：「走出中南半島，迎接大東亞。」直屬他監督（李顯龍兼任財政部長）的淡馬錫控股集團，在亞洲攻城掠地——淡馬錫集團控股下的32個公司，就有9個是最近三年買進的。其中，以收購大中華地區的金融機構特別令人矚目。淡馬錫收購大陸的中國銀行5％，大陸中國建設銀行和台灣的玉山金控各6％，另外他也是韓國第三大金融業者，HANA金控集團10％股權的股東，又買了印度ICICI銀行。
第二步，他打破許多傳統禁忌以發展經濟。李顯龍服役時期的同事、現任外交部長楊榮文，三年前提出包含賭場的綜合娛樂區計畫，一度引起老一代政治家公開發言反對。但李顯龍仍宣布在濱海灣和聖淘沙島，成立兩座各造價新台幣1000億元以上的綜合娛樂區（Integrated Resorts）。
水為財！研發技術輸出服務
第三步，他接續前總理吳作棟的多年努力，全部完成了四座新生水計畫（NEWater）的回收用水廠，解決了困擾新加坡多年的民生用水問題，更讓原本缺水的新加坡可以到世界去推廣污水處理與海水淡化技術。而背後更重要的政治意義，就是向還有60年國際供水合約的馬來西亞宣示：新加坡的水漲價與否，不是任由馬來西亞可以片面決定的，同時新加坡在水供方面已經可以自給自足。雖然目前，新加坡的居民飲用水，仍有七成來自馬來西亞，新生水多半用在裕廊工業區等工業用水。
第四步，他要讓新加坡變成亞洲的瑞士，為剛崛起的亞洲新富階級提供財富管理服務。擁有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、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士（數學、電腦雙主修，獲得當年劍橋第一等榮譽學位）的優秀背景，李顯龍卻一開始就在財經議題嶄露頭角。
他重視經濟，從1997年被前總理吳作棟任命為財政部金融管理局的主席開始（相當於台灣的金監會主委）。當時他的改革方向有兩個重點：第一，修法大力推動資產管理條例，讓歐美的財富管理、私人銀行等專做金字塔頂端的金融業者，可以在新加坡營業，開始分食原本由瑞士一枝獨秀的市場。第二，放寬對新加坡幣的管制，讓新加坡幣得以國際化。這個政策讓個人和銀行都可以更自由地依照市場做出決定。一旦新幣無障礙地和全球外匯交易市場互動，新幣迅速成為國際金融界的寵兒，不過新加坡政府並未刻意加速國際化過程。
今天新加坡以蕞爾小島，居然可以排在紐約、倫敦之後，成為世界第三大的外匯交易中心，李顯龍居功甚偉。果然，在他掌舵下，新加坡的經濟拉出長紅，2006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高達7.7％，整體進出口貿易額激增13％，達8100億美元，新加坡的房市狂漲，聖陶沙的豪宅喊出千萬新加坡幣（約新台幣2.1億元）的天價，在2006年9月份經季度調整的整體失業率降到2.7％，比2003年最差時期的4％少1.3％。
新加坡如何走過1997到2006年的震盪，找到戰後第二次高速成長曲線，台灣能從學到什麼？本期刊出李顯龍總理的精采專訪，3月號有更精采的新加坡再度起飛報導。以下是專訪精華節錄：
新觀光/掙脫保守形象，新加坡要以博弈轉型新型旅遊，展開屬於自己的第二雙翅膀
《遠見》問（以下簡稱問）：新加坡從1997到2003年的總體經濟狀況起伏不定，當你在2004年8月12日接任總理時，心中有規劃什麼發展藍圖嗎？
李顯龍答（以下簡稱答）：其實我接任時，國家已穩定，SARS過了，經濟開始復甦。這幾年來新加坡一直處於一個轉捩點，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崛起，影響整個亞洲，也影響新加坡。新加坡的社會結構也開始變化，1965年獨立後出生的新一代新加坡人開始進入中年。政治也是，需要新一代領導人。我們得開始思考，新加坡需要怎樣的經濟？政治體系？政府和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又應該有什麼調整？這些都是長期的問題。所以不只是更換總理的問題，是整個國家的轉捩點。
問：1990年代初新加坡就要發展第二雙成長的翅膀（Second Wings），並且走向當時正要起飛的大陸。此刻新加坡是不是終於看到那第二雙成長的翅膀？
答：我們還需要努力。開始談Second Wings、區域化，是在1992年，那時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還沒這麼大。15年後，情況變得比1992年更迫切，競爭趨勢比1992年更激烈。跨國公司和亞洲國家，也提升了素質，所以我們更不得不向前走。依我看真正的問題不只是走向區域經濟，還要有企業家精神。因為新加坡經濟在1980到1990年代，很大程度地倚賴跨國公司。他們帶來投資、科技、市場，和就業機會。但長期來看，我們不能只靠跨國公司，因為跨國公司可以到新加坡，也可以到其他國家，我們要靠自己的公司、企業家、投資自己的知識產權，不只是替他人打工，新加坡要有新構想、打開新境界，這就是經濟轉型。
政府做莊 預計吸引千萬遊客
問：新加坡（李顯龍在2005年4月18日的國會演講中，公開宣布內閣已通過興建兩座綜合度假勝地，包含賭場的最新政策），已分別公開招標完成兩座造價超過1000億台幣的整合性度假勝地（Integrated Resorts，簡稱IR），IR會是你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嗎？
答：IR是經濟轉型的一部分，象徵意義很重要。IR之前、自1960年代以來，我們一直反對賭場。但自2000年後全球賭場的素質提升了，所以我們重新思考，花了兩年多時間才形成共識。
最早是楊榮文准將（現任外交部長）在貿易工業部長任內提出來的。他是天主教徒，本身相當保守，原本是反對賭場的，但當他聽完旅遊局的簡報後，開始擔心，如果旅遊大趨勢是如此（結合博弈賭場的豪華度假村概念），我們不跟著走的話，就會遭受很大的打擊。
如果我們失去觀光優勢，會有很大的問題。你要讓遊客來新加坡玩些什麼？遊山玩水？但我們的山水不多（笑），只有新加坡河。歷史也不長，只有200多年的歷史，要做城市觀光、體驗生活，住一、兩天就夠了，對經濟助力不大。如果我們要讓遊客多住幾天、多玩一些，就必須有賣點。IR就是我們的賣點，兩個IR預計到2015年，將帶來1700萬遊客，對經濟貢獻很大。
而且不是只靠賭場，是靠大型的綜合性旅遊設施，有購物廣場、有餐廳、有國際會議中心、博物館、演藝廳，還有全家都能共享的整合性休閒設施。但如果IR內不能開賭場，還能不能吸引到剛才這些活動？我想很難。
開明溝通 為了未來扭轉傳統
問：開設賭場你會很掙扎嗎？
答：我最初也是反對，因為新加坡長久以來都堅持不要賭場的立場。會議中心等服務設施，新加坡本來就都有了，IR能不能保證成功？還很難說。本來我的態度是：這是有風險的，其實也有部分新加坡人很反對賭場，所以我們花了一年，在國會談，展開正反兩方徹底辯論，再訴諸社會集體意見，跟公眾談，最後沒辦法，還是決定要做。
問：很多人分析新加坡2006年能有7.7％的經濟成長，是因為IR帶動火車頭效應？
答：IR可能不是火車頭，卻是個象徵性的、最容易讓人瞭解的政策改換。過去不賭，現在准許企業家有條件地設立IR，就是明顯的跨國招商訊號。
這對新加坡的國際形象也有利。很多跨國公司注意到新加坡改變了，過去他們認為新加坡太保守了，這些印象是錯誤的，卻很難打破，因此我們要用IR改變這個保守形象。如果是美國，走錯路，還有整個美洲大陸當基礎，上海也有整個大陸支撐，舵稍微轉彎，不會打翻整艘船。但新加坡只是個小城市，走錯路沒有辦法回頭了，所以我們要很小心，要比台北市長還小心。（笑）
新東亞/咬牙挺過金融風暴後，新加坡開始培植三大重點產業，做為揮軍東亞的基礎
問：從1997年到2003年的經濟震盪，是1965年建國以來沒有過的，這段時期學到什麼？
答：好幾個。第一，我們是一個很小、很開放的經濟體，如果區域震盪的話，新加坡肯定受到影響，沒有辦法把區域問題拒絕在門外。
第二，儘管新加坡只是個東南亞小國，但如果政策搞得好，還是可以脫穎而出。所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東南亞各國的貨幣匯率都貶，只有新加坡元非常穩定。當然股市沒有辦法，但只要匯率穩定，國際金融業就會對新加坡維持一定信心。
第三，人民的反應也很重要。1997年後，金融風暴一度愈演愈烈，於是我們決定緊縮公積金的繳交率，讓企業界的雇主為員工提撥公積金的繳交率從40％降到30％，但這樣做，必須得到工人的認可。
問：縮減的部分是雇主提撥的？
答：是的，自己提撥的部分不受影響。
問：等於工作者的福利減少？
答：對，因此必須得到工會同意。後來工會支持我們，1998年降到30％。但到今年已恢復到33％。現在經濟開始恢復，未來可能再加一點。
問：現在增加提撥率，企業主負擔增加，企業主不會支持吧？
答：所以我們要很小心，不要恢復太快。
問：當初工人也不支持吧？
答：但我們解釋給他們聽，加上他們每天在電視上看到當時印尼、泰國、韓國的情況。他們知道這是整個區域的經濟問題，這不是政府的錯，也不是政府製造出來的把戲，是很嚴重的事。
「最好的福利就是保留你的工作」，我們就是這麼說，不然裁員規模很大，更痛苦。新加坡的勞工、資方和政府都很和諧，這在全世界都很難看到。
搶智財錢 鎖定水、生技、IDM
問：可以談談去年你推動的新加坡國家研發委員會的政策嗎？
答：我們預計五年內花50億元新加坡元（約新台幣1067億）做研發（R&D），希望建立自己的知識產權。不過要做世界頂尖的研發，不只要靠新加坡人，還得靠全世界的研發人才。
如果你到世界一流的研發機構，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、史丹佛大學等，你會發現那裡聚集了世界一流研發人才。我們也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科學家、人才來新加坡工作。
問：以前沒有這樣做過嗎？
答：以前有，但規模較小。新目標是要讓R&D支出達到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3％，現在只有2％。
但我們必須有針對性，比較有潛能的項目才投資。現在決定主要在三個領域，生物醫藥科技、數位媒體、水資源處理科技。
問：為什麼是這三個？
答：生物醫藥科技我們已經做了一段時期，尤其生物醫藥科技和智慧產權的密切聯繫，對我們非常重要。而且我們發現生物醫藥科技和電子業有一樣的龐大潛能；如果要長期保留製造業，不能沒有生物醫藥科技。
互動媒體（Interactive & Digital Media ，簡稱IDM）則是一個新的經濟項目。其實我們要做，條件不容易，不只投資規模很大，創新藝術人才也很難找，我們必須引進這些人才。
第三，新生水科技。主要是我們本身有需求，亞洲其他國家也有需求，像中東、中國大陸，甚至澳洲；我們有些公司做了投資，相當成功。
問：觀察新加坡發展，好像總是密切跟隨世界大趨勢，是新加坡很努力地爭取機會？
答：我們沒有別的選擇，我們是東南亞小國家，得跟世界上所有大國搞好關係，把握我們的優勢，才能跟他們打交道。
就像一首歌說的，「Anything you can do, I can do better.」，你做得到的，我做得一定比你好。
因為我們能做得到的，西方國家都做得到，只是速度、便利的問題。因此我們必須走得更快，找新的經濟領域，創造其他國家還沒有創造的經濟條件。
例如知識產權。大國要管制不讓別人偷偷製造藥品，並不容易。但新加坡小，可以好好控制知識產權。像摩托羅拉（Motorola）就還在新加坡製造手機，雖然成本較高，但他們覺得這裡比較不會走漏知識產權；製藥業也是如此，所以新加坡的製藥業這幾年增長很快。
新金融/看準亞洲新富荷包滿滿，下一步，新加坡要搶下亞洲金融管理中心王座
問：你們怎麼緊緊抓住崛起的亞洲？能否舉例說明你們的策略思惟？國家新定位？
答：在中國我們很早就有蘇州工業區合作項目。新加坡自有一套做事方法：新加坡把軟體移轉給你，換句話說，透過蘇州工業區，大陸官員吸收到新加坡的經驗，新加坡也適應了中國國情。
工業園區做好後，可讓其他省借鏡。所以1994年後，各省市都知道這個新加坡工業園區；去其他省，都聽得到新加坡的名聲。
在印度，我們也簽訂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合作協定（簡稱ECA，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）。其實印度整體來說是保護主義的，但剛好他們有一個向東看計畫，我們就告訴他們，新加坡可以是一個起點，如果雙方可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，不只帶動雙邊貿易，還能讓東南亞和東亞都注意到印度的改變。
2005年和印度簽訂的約，之前共談了兩年。這很不容易，因為印度的國情很特殊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。
我們覺得要跟著亞洲的騰飛，不能只跟著中國，我們要有多方面經濟聯繫。
鼓勵合作 輸出財富管理服務
問：現在你們對中東也很有興趣，這兩、三年密集地去中東？
答：我剛去中東一趟。這是我第一次去，不過前總理吳作棟去了很多次，外交部長也去了很多趟，我去了杜拜、卡達的杜哈、沙烏地阿拉伯，共三個地方。
中東對新加坡很有興趣，他們認為新加坡肯定有可以借鏡的地方，像是公司、政府的運作模式，他們都想要和我們合作。我們也很願意趁這個機會，多瞭解這個曾長期被我們忽略的市場。
問：何時開始這麼重視中東？
答：大概兩、三年前開始。
問：為什麼是那時候？因為油元漲嗎？
答：可能是油價漲之前，但是差不多那時。
問：精準地說，新加坡對中東的策略是什麼？
答：主要是經濟合作。跟中東進行貿易，提高雙邊貿易額，希望他們來運用新加坡的金融服務業，也鼓勵我們的廠商、銀行去中東招商，當然也希望有比較深的文化交流。
19世紀末、20世紀初，中東對新加坡曾密切交流，當時有不少阿拉伯商人在新加坡住下來，所以我們有一些阿拉伯後裔，如果你們去亞拉街，那邊有一個小小的阿拉伯角落。
他們傳統的關係是和倫敦、紐約，依靠西方的經濟，但現在他們想要和我們聯繫。因為他們覺得儘管現實上，仍然必須要依靠西方做生意，但是在西方他們又覺得不太受到歡迎。
問：所以新加坡可以做為他們進入亞洲的門戶？
答：他們也想到東亞、東南亞投資，但不全瞭解東亞、東南亞的社會、政治情況。我們比較瞭解，所以可以和他們合作，聯合投資，或是找一些共同的機會。
建立金管系統 才能吸引金源
問：另外我們在台灣也發現新加坡最近的私人銀行業務蓬勃發展，台灣很多優秀的金融人才，都被新加坡挖過來工作？
答：這個最好是韜光養晦，靜靜地做，不要多談。
私人銀行是我們金融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私人銀行或基金管理的業務，必須依靠整個金融體系的透明度、誠信、管理和監理，系統的建立非常重要，不容易做得到，因為需要整個國家的制度和體系的配合。
此外，官員素質也要能跟得上，行政風氣要夠清廉、能配合國際金融的效率等，而這些新加坡都可以做到，從1997年開始推動，也是一種改革開放的方向。
我們以前，金融業管制得非常嚴厲，有很多新的服務或新的金融商品，我們當時都不贊成開放，因為我們覺得太複雜、不容易管，人民也不瞭解。但是到了1997年我們檢討發現，如果繼續管得這麼嚴厲，金融業的大餅只能增長到某個程度，以後要更上一層樓就很難。對待人民也不能像保姆一樣，總是一直保護他們，這樣不行。所以從1997年開始，我們就一步一步開放，剛好就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。
問：你們不是有一個定位，新加坡要做亞洲的瑞士？
答：有人這樣說。
當然亞洲的瑞士不只一個，還有香港也有類似定位，東京也想要做，長期來看，上海也是潛在競爭者。
問：那麼新加坡的優勢是什麼？
答：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優勢。東京的優點是有日本的內需經濟做基礎，但東京的金融業是面向日本的，以日本本國為中心。香港規模可能和我們不相上下，有些業務甚至比我們大，他們的重點是中國或大中華區。
但新加坡走的是比較國際化的路線，我們本身是講英語的社會，對金融業有很大的好處。不只是依靠中國，而是為整個亞洲服務，包括中東、印度、澳洲，並且和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，倫敦、紐約或是巴黎，聯絡起來成為一個重要的亞洲中心。
另外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政治穩定，如果我是投資人，對新加坡長期的政治穩定有信心，也會願意把資產放在新加坡，讓新加坡管理。所以不只是技術上的考慮，也有整體大環境的考慮。
新期許/權力會更替，政治是嚴肅的，要誠實負責任，也需要更多深思熟慮
問：愈來愈多人說，新加坡變好玩了。最近還有一個「國家品牌指標」（Country Brand Index）跨國調查，說新加坡夜生活是世界第二名（僅次於義大利），總理如何看這個調查結果？
答：我們以前沒有那麼單調吧，這是形象改變。我們的管理漸漸開放，同時現在有很多藝文小團體，從事文藝活動，有些演戲，電影、唱歌、跳舞的表演藝術人才，說我們的「夜生活」豐富，其實是錯誤的名詞，應該說我們的文藝生活是很充實的。
問：這是政府刻意營造的嗎？
答：我們允許他們發生、鼓勵他們發生。我們只能製造條件，讓藝術家有些便利，例如表演場所、得到津貼，政府會提供補助。但是藝術家必須有興趣、才華，必須能組織起來，把優秀作品創作出來，如果條件太容易，對文藝界來說，不夠挑戰。
問：你曾在2006年國慶演說上說，提到台灣的電視節目「全民亂講」，你說，為什麼台灣人不能全民好好講？你當初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？
答：我不能批評別人的國家，我只是說政治是必須有條理的，為人民爭取福利的，必須是乾淨、誠實、不貪污、負責任的。
有些人說新加坡的政治很單調，如果你到我們的國會，沒有戲看，只有聽演講，但是聽他們所談的事，所討論的問題，這些議員都是經過深思熟慮，這樣的國會，這樣的政府、政治系統，我想對新加坡是好的。
如果我們要有長期的穩定，政府要考慮的不能只是下一次的選舉，而是長期問題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政治環境，可以討論新加坡的基本利益是什麼？國家發展的基本方向是什麼？這些前提，必須有清楚認識，一旦這個大方向決定了，細節可以討論。
我們的領導人物，必須是人民可以尊敬、支持的。如果人民不支持領導，或鄙視領導，是不像樣的，這對國家不好。
問：你這樣說，許多台灣人都會很有感觸。
答：先進國家的調查，像西方國家對政治人物的社會聲望調查，結果政治人物的排名，還排在二手汽車推銷員之後。
不是說政治家必須高高在上，而是說領導人至少有責任，注意自己是社會的公眾人物和意見領袖，要時時留意自己的行為舉止。人民對你有所期望，你也自己應該知道怎麼做。
問：2004年你就任總理前曾訪問台灣，最後可否分享你對台灣的建言？
答：你們有很多人才，經濟、技術也很先進。在台灣所謂的中小企業，對新加坡而言都算是大企業了。現在最重要的是政治問題、還有兩岸關係，如果處理好的話，台灣其實有很多優勢。
記者:作者∣楊瑪利、游常山 攝影∣陳之俊
領導國土面積僅兩個半台北市大、國民平均所得卻幾乎是台灣兩倍的新加坡，剛滿三年半，李顯龍顯得愈來愈駕輕就熟。55歲、身高一米八二的李顯龍，鬢角微白，身材修長、手掌碩大、手指修長而冰涼，那是1992年罹患淋巴癌治癒後，刻意調整以避免上火的體質。
他的辦公桌正前方牆壁上掛著一行字：「居安思危 戒奢以儉」他說：「這是我的治國座右銘，因為新加坡是小國家，我們必須很勤儉。」
一再強調新加坡的小，凸顯出小國必須時時居安思危才能生存的挑戰，這幾乎已成為新加坡歷任總理最嫻熟的政治修辭了。李顯龍的華文底子好，在回答記者詢問，新加坡財政部監督的淡馬錫控股集團，為何一定要有高獲利，他甚至用「這是新加坡幾十年努力辛辛苦苦存下來的，用完了就沒有了，這筆錢，其實是棺材本」的強烈形容詞，令人聽聞後，印象極為深刻。
在公開場合，李顯龍經常帶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，永遠讓人覺得窩心。「代表，你好！」台灣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胡為真，最難忘上任第一次見面時，李顯龍真誠的用力握手，和那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。
新世代！開放金融收購大東亞
2004年起，第二代政治家李顯龍執政後，新加坡突然又引起世界矚目，經濟連續三年高度成長，2006年的經濟成長甚至達到7.7％，擺脫陰霾。
「新世代政治」象徵意味濃厚的這張亮麗的經濟成績單，得來不易。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、到2003年SARS的這段期間，新加坡經濟一直處於起起伏伏，中間甚至出現過兩年的負成長（1997年和2001年），這對獨立後曾維持長達30年的高度成長，並於1996年達到高峰的新加坡，實在是一大難關。
就任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理之後，看得出李顯龍企圖心旺盛，並對財經議題頻頻出招：
第一步，他所採取的策略是：「走出中南半島，迎接大東亞。」直屬他監督（李顯龍兼任財政部長）的淡馬錫控股集團，在亞洲攻城掠地——淡馬錫集團控股下的32個公司，就有9個是最近三年買進的。其中，以收購大中華地區的金融機構特別令人矚目。淡馬錫收購大陸的中國銀行5％，大陸中國建設銀行和台灣的玉山金控各6％，另外他也是韓國第三大金融業者，HANA金控集團10％股權的股東，又買了印度ICICI銀行。
第二步，他打破許多傳統禁忌以發展經濟。李顯龍服役時期的同事、現任外交部長楊榮文，三年前提出包含賭場的綜合娛樂區計畫，一度引起老一代政治家公開發言反對。但李顯龍仍宣布在濱海灣和聖淘沙島，成立兩座各造價新台幣1000億元以上的綜合娛樂區（Integrated Resorts）。
水為財！研發技術輸出服務
第三步，他接續前總理吳作棟的多年努力，全部完成了四座新生水計畫（NEWater）的回收用水廠，解決了困擾新加坡多年的民生用水問題，更讓原本缺水的新加坡可以到世界去推廣污水處理與海水淡化技術。而背後更重要的政治意義，就是向還有60年國際供水合約的馬來西亞宣示：新加坡的水漲價與否，不是任由馬來西亞可以片面決定的，同時新加坡在水供方面已經可以自給自足。雖然目前，新加坡的居民飲用水，仍有七成來自馬來西亞，新生水多半用在裕廊工業區等工業用水。
第四步，他要讓新加坡變成亞洲的瑞士，為剛崛起的亞洲新富階級提供財富管理服務。擁有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、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士（數學、電腦雙主修，獲得當年劍橋第一等榮譽學位）的優秀背景，李顯龍卻一開始就在財經議題嶄露頭角。
他重視經濟，從1997年被前總理吳作棟任命為財政部金融管理局的主席開始（相當於台灣的金監會主委）。當時他的改革方向有兩個重點：第一，修法大力推動資產管理條例，讓歐美的財富管理、私人銀行等專做金字塔頂端的金融業者，可以在新加坡營業，開始分食原本由瑞士一枝獨秀的市場。第二，放寬對新加坡幣的管制，讓新加坡幣得以國際化。這個政策讓個人和銀行都可以更自由地依照市場做出決定。一旦新幣無障礙地和全球外匯交易市場互動，新幣迅速成為國際金融界的寵兒，不過新加坡政府並未刻意加速國際化過程。
今天新加坡以蕞爾小島，居然可以排在紐約、倫敦之後，成為世界第三大的外匯交易中心，李顯龍居功甚偉。果然，在他掌舵下，新加坡的經濟拉出長紅，2006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高達7.7％，整體進出口貿易額激增13％，達8100億美元，新加坡的房市狂漲，聖陶沙的豪宅喊出千萬新加坡幣（約新台幣2.1億元）的天價，在2006年9月份經季度調整的整體失業率降到2.7％，比2003年最差時期的4％少1.3％。
新加坡如何走過1997到2006年的震盪，找到戰後第二次高速成長曲線，台灣能從學到什麼？本期刊出李顯龍總理的精采專訪，3月號有更精采的新加坡再度起飛報導。以下是專訪精華節錄：
新觀光/掙脫保守形象，新加坡要以博弈轉型新型旅遊，展開屬於自己的第二雙翅膀
《遠見》問（以下簡稱問）：新加坡從1997到2003年的總體經濟狀況起伏不定，當你在2004年8月12日接任總理時，心中有規劃什麼發展藍圖嗎？
李顯龍答（以下簡稱答）：其實我接任時，國家已穩定，SARS過了，經濟開始復甦。這幾年來新加坡一直處於一個轉捩點，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崛起，影響整個亞洲，也影響新加坡。新加坡的社會結構也開始變化，1965年獨立後出生的新一代新加坡人開始進入中年。政治也是，需要新一代領導人。我們得開始思考，新加坡需要怎樣的經濟？政治體系？政府和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又應該有什麼調整？這些都是長期的問題。所以不只是更換總理的問題，是整個國家的轉捩點。
問：1990年代初新加坡就要發展第二雙成長的翅膀（Second Wings），並且走向當時正要起飛的大陸。此刻新加坡是不是終於看到那第二雙成長的翅膀？
答：我們還需要努力。開始談Second Wings、區域化，是在1992年，那時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還沒這麼大。15年後，情況變得比1992年更迫切，競爭趨勢比1992年更激烈。跨國公司和亞洲國家，也提升了素質，所以我們更不得不向前走。依我看真正的問題不只是走向區域經濟，還要有企業家精神。因為新加坡經濟在1980到1990年代，很大程度地倚賴跨國公司。他們帶來投資、科技、市場，和就業機會。但長期來看，我們不能只靠跨國公司，因為跨國公司可以到新加坡，也可以到其他國家，我們要靠自己的公司、企業家、投資自己的知識產權，不只是替他人打工，新加坡要有新構想、打開新境界，這就是經濟轉型。
政府做莊 預計吸引千萬遊客
問：新加坡（李顯龍在2005年4月18日的國會演講中，公開宣布內閣已通過興建兩座綜合度假勝地，包含賭場的最新政策），已分別公開招標完成兩座造價超過1000億台幣的整合性度假勝地（Integrated Resorts，簡稱IR），IR會是你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嗎？
答：IR是經濟轉型的一部分，象徵意義很重要。IR之前、自1960年代以來，我們一直反對賭場。但自2000年後全球賭場的素質提升了，所以我們重新思考，花了兩年多時間才形成共識。
最早是楊榮文准將（現任外交部長）在貿易工業部長任內提出來的。他是天主教徒，本身相當保守，原本是反對賭場的，但當他聽完旅遊局的簡報後，開始擔心，如果旅遊大趨勢是如此（結合博弈賭場的豪華度假村概念），我們不跟著走的話，就會遭受很大的打擊。
如果我們失去觀光優勢，會有很大的問題。你要讓遊客來新加坡玩些什麼？遊山玩水？但我們的山水不多（笑），只有新加坡河。歷史也不長，只有200多年的歷史，要做城市觀光、體驗生活，住一、兩天就夠了，對經濟助力不大。如果我們要讓遊客多住幾天、多玩一些，就必須有賣點。IR就是我們的賣點，兩個IR預計到2015年，將帶來1700萬遊客，對經濟貢獻很大。
而且不是只靠賭場，是靠大型的綜合性旅遊設施，有購物廣場、有餐廳、有國際會議中心、博物館、演藝廳，還有全家都能共享的整合性休閒設施。但如果IR內不能開賭場，還能不能吸引到剛才這些活動？我想很難。
開明溝通 為了未來扭轉傳統
問：開設賭場你會很掙扎嗎？
答：我最初也是反對，因為新加坡長久以來都堅持不要賭場的立場。會議中心等服務設施，新加坡本來就都有了，IR能不能保證成功？還很難說。本來我的態度是：這是有風險的，其實也有部分新加坡人很反對賭場，所以我們花了一年，在國會談，展開正反兩方徹底辯論，再訴諸社會集體意見，跟公眾談，最後沒辦法，還是決定要做。
問：很多人分析新加坡2006年能有7.7％的經濟成長，是因為IR帶動火車頭效應？
答：IR可能不是火車頭，卻是個象徵性的、最容易讓人瞭解的政策改換。過去不賭，現在准許企業家有條件地設立IR，就是明顯的跨國招商訊號。
這對新加坡的國際形象也有利。很多跨國公司注意到新加坡改變了，過去他們認為新加坡太保守了，這些印象是錯誤的，卻很難打破，因此我們要用IR改變這個保守形象。如果是美國，走錯路，還有整個美洲大陸當基礎，上海也有整個大陸支撐，舵稍微轉彎，不會打翻整艘船。但新加坡只是個小城市，走錯路沒有辦法回頭了，所以我們要很小心，要比台北市長還小心。（笑）
新東亞/咬牙挺過金融風暴後，新加坡開始培植三大重點產業，做為揮軍東亞的基礎
問：從1997年到2003年的經濟震盪，是1965年建國以來沒有過的，這段時期學到什麼？
答：好幾個。第一，我們是一個很小、很開放的經濟體，如果區域震盪的話，新加坡肯定受到影響，沒有辦法把區域問題拒絕在門外。
第二，儘管新加坡只是個東南亞小國，但如果政策搞得好，還是可以脫穎而出。所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東南亞各國的貨幣匯率都貶，只有新加坡元非常穩定。當然股市沒有辦法，但只要匯率穩定，國際金融業就會對新加坡維持一定信心。
第三，人民的反應也很重要。1997年後，金融風暴一度愈演愈烈，於是我們決定緊縮公積金的繳交率，讓企業界的雇主為員工提撥公積金的繳交率從40％降到30％，但這樣做，必須得到工人的認可。
問：縮減的部分是雇主提撥的？
答：是的，自己提撥的部分不受影響。
問：等於工作者的福利減少？
答：對，因此必須得到工會同意。後來工會支持我們，1998年降到30％。但到今年已恢復到33％。現在經濟開始恢復，未來可能再加一點。
問：現在增加提撥率，企業主負擔增加，企業主不會支持吧？
答：所以我們要很小心，不要恢復太快。
問：當初工人也不支持吧？
答：但我們解釋給他們聽，加上他們每天在電視上看到當時印尼、泰國、韓國的情況。他們知道這是整個區域的經濟問題，這不是政府的錯，也不是政府製造出來的把戲，是很嚴重的事。
「最好的福利就是保留你的工作」，我們就是這麼說，不然裁員規模很大，更痛苦。新加坡的勞工、資方和政府都很和諧，這在全世界都很難看到。
搶智財錢 鎖定水、生技、IDM
問：可以談談去年你推動的新加坡國家研發委員會的政策嗎？
答：我們預計五年內花50億元新加坡元（約新台幣1067億）做研發（R&D），希望建立自己的知識產權。不過要做世界頂尖的研發，不只要靠新加坡人，還得靠全世界的研發人才。
如果你到世界一流的研發機構，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、史丹佛大學等，你會發現那裡聚集了世界一流研發人才。我們也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科學家、人才來新加坡工作。
問：以前沒有這樣做過嗎？
答：以前有，但規模較小。新目標是要讓R&D支出達到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3％，現在只有2％。
但我們必須有針對性，比較有潛能的項目才投資。現在決定主要在三個領域，生物醫藥科技、數位媒體、水資源處理科技。
問：為什麼是這三個？
答：生物醫藥科技我們已經做了一段時期，尤其生物醫藥科技和智慧產權的密切聯繫，對我們非常重要。而且我們發現生物醫藥科技和電子業有一樣的龐大潛能；如果要長期保留製造業，不能沒有生物醫藥科技。
互動媒體（Interactive & Digital Media ，簡稱IDM）則是一個新的經濟項目。其實我們要做，條件不容易，不只投資規模很大，創新藝術人才也很難找，我們必須引進這些人才。
第三，新生水科技。主要是我們本身有需求，亞洲其他國家也有需求，像中東、中國大陸，甚至澳洲；我們有些公司做了投資，相當成功。
問：觀察新加坡發展，好像總是密切跟隨世界大趨勢，是新加坡很努力地爭取機會？
答：我們沒有別的選擇，我們是東南亞小國家，得跟世界上所有大國搞好關係，把握我們的優勢，才能跟他們打交道。
就像一首歌說的，「Anything you can do, I can do better.」，你做得到的，我做得一定比你好。
因為我們能做得到的，西方國家都做得到，只是速度、便利的問題。因此我們必須走得更快，找新的經濟領域，創造其他國家還沒有創造的經濟條件。
例如知識產權。大國要管制不讓別人偷偷製造藥品，並不容易。但新加坡小，可以好好控制知識產權。像摩托羅拉（Motorola）就還在新加坡製造手機，雖然成本較高，但他們覺得這裡比較不會走漏知識產權；製藥業也是如此，所以新加坡的製藥業這幾年增長很快。
新金融/看準亞洲新富荷包滿滿，下一步，新加坡要搶下亞洲金融管理中心王座
問：你們怎麼緊緊抓住崛起的亞洲？能否舉例說明你們的策略思惟？國家新定位？
答：在中國我們很早就有蘇州工業區合作項目。新加坡自有一套做事方法：新加坡把軟體移轉給你，換句話說，透過蘇州工業區，大陸官員吸收到新加坡的經驗，新加坡也適應了中國國情。
工業園區做好後，可讓其他省借鏡。所以1994年後，各省市都知道這個新加坡工業園區；去其他省，都聽得到新加坡的名聲。
在印度，我們也簽訂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合作協定（簡稱ECA，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）。其實印度整體來說是保護主義的，但剛好他們有一個向東看計畫，我們就告訴他們，新加坡可以是一個起點，如果雙方可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，不只帶動雙邊貿易，還能讓東南亞和東亞都注意到印度的改變。
2005年和印度簽訂的約，之前共談了兩年。這很不容易，因為印度的國情很特殊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。
我們覺得要跟著亞洲的騰飛，不能只跟著中國，我們要有多方面經濟聯繫。
鼓勵合作 輸出財富管理服務
問：現在你們對中東也很有興趣，這兩、三年密集地去中東？
答：我剛去中東一趟。這是我第一次去，不過前總理吳作棟去了很多次，外交部長也去了很多趟，我去了杜拜、卡達的杜哈、沙烏地阿拉伯，共三個地方。
中東對新加坡很有興趣，他們認為新加坡肯定有可以借鏡的地方，像是公司、政府的運作模式，他們都想要和我們合作。我們也很願意趁這個機會，多瞭解這個曾長期被我們忽略的市場。
問：何時開始這麼重視中東？
答：大概兩、三年前開始。
問：為什麼是那時候？因為油元漲嗎？
答：可能是油價漲之前，但是差不多那時。
問：精準地說，新加坡對中東的策略是什麼？
答：主要是經濟合作。跟中東進行貿易，提高雙邊貿易額，希望他們來運用新加坡的金融服務業，也鼓勵我們的廠商、銀行去中東招商，當然也希望有比較深的文化交流。
19世紀末、20世紀初，中東對新加坡曾密切交流，當時有不少阿拉伯商人在新加坡住下來，所以我們有一些阿拉伯後裔，如果你們去亞拉街，那邊有一個小小的阿拉伯角落。
他們傳統的關係是和倫敦、紐約，依靠西方的經濟，但現在他們想要和我們聯繫。因為他們覺得儘管現實上，仍然必須要依靠西方做生意，但是在西方他們又覺得不太受到歡迎。
問：所以新加坡可以做為他們進入亞洲的門戶？
答：他們也想到東亞、東南亞投資，但不全瞭解東亞、東南亞的社會、政治情況。我們比較瞭解，所以可以和他們合作，聯合投資，或是找一些共同的機會。
建立金管系統 才能吸引金源
問：另外我們在台灣也發現新加坡最近的私人銀行業務蓬勃發展，台灣很多優秀的金融人才，都被新加坡挖過來工作？
答：這個最好是韜光養晦，靜靜地做，不要多談。
私人銀行是我們金融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私人銀行或基金管理的業務，必須依靠整個金融體系的透明度、誠信、管理和監理，系統的建立非常重要，不容易做得到，因為需要整個國家的制度和體系的配合。
此外，官員素質也要能跟得上，行政風氣要夠清廉、能配合國際金融的效率等，而這些新加坡都可以做到，從1997年開始推動，也是一種改革開放的方向。
我們以前，金融業管制得非常嚴厲，有很多新的服務或新的金融商品，我們當時都不贊成開放，因為我們覺得太複雜、不容易管，人民也不瞭解。但是到了1997年我們檢討發現，如果繼續管得這麼嚴厲，金融業的大餅只能增長到某個程度，以後要更上一層樓就很難。對待人民也不能像保姆一樣，總是一直保護他們，這樣不行。所以從1997年開始，我們就一步一步開放，剛好就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。
問：你們不是有一個定位，新加坡要做亞洲的瑞士？
答：有人這樣說。
當然亞洲的瑞士不只一個，還有香港也有類似定位，東京也想要做，長期來看，上海也是潛在競爭者。
問：那麼新加坡的優勢是什麼？
答：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優勢。東京的優點是有日本的內需經濟做基礎，但東京的金融業是面向日本的，以日本本國為中心。香港規模可能和我們不相上下，有些業務甚至比我們大，他們的重點是中國或大中華區。
但新加坡走的是比較國際化的路線，我們本身是講英語的社會，對金融業有很大的好處。不只是依靠中國，而是為整個亞洲服務，包括中東、印度、澳洲，並且和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，倫敦、紐約或是巴黎，聯絡起來成為一個重要的亞洲中心。
另外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政治穩定，如果我是投資人，對新加坡長期的政治穩定有信心，也會願意把資產放在新加坡，讓新加坡管理。所以不只是技術上的考慮，也有整體大環境的考慮。
新期許/權力會更替，政治是嚴肅的，要誠實負責任，也需要更多深思熟慮
問：愈來愈多人說，新加坡變好玩了。最近還有一個「國家品牌指標」（Country Brand Index）跨國調查，說新加坡夜生活是世界第二名（僅次於義大利），總理如何看這個調查結果？
答：我們以前沒有那麼單調吧，這是形象改變。我們的管理漸漸開放，同時現在有很多藝文小團體，從事文藝活動，有些演戲，電影、唱歌、跳舞的表演藝術人才，說我們的「夜生活」豐富，其實是錯誤的名詞，應該說我們的文藝生活是很充實的。
問：這是政府刻意營造的嗎？
答：我們允許他們發生、鼓勵他們發生。我們只能製造條件，讓藝術家有些便利，例如表演場所、得到津貼，政府會提供補助。但是藝術家必須有興趣、才華，必須能組織起來，把優秀作品創作出來，如果條件太容易，對文藝界來說，不夠挑戰。
問：你曾在2006年國慶演說上說，提到台灣的電視節目「全民亂講」，你說，為什麼台灣人不能全民好好講？你當初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？
答：我不能批評別人的國家，我只是說政治是必須有條理的，為人民爭取福利的，必須是乾淨、誠實、不貪污、負責任的。
有些人說新加坡的政治很單調，如果你到我們的國會，沒有戲看，只有聽演講，但是聽他們所談的事，所討論的問題，這些議員都是經過深思熟慮，這樣的國會，這樣的政府、政治系統，我想對新加坡是好的。
如果我們要有長期的穩定，政府要考慮的不能只是下一次的選舉，而是長期問題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政治環境，可以討論新加坡的基本利益是什麼？國家發展的基本方向是什麼？這些前提，必須有清楚認識，一旦這個大方向決定了，細節可以討論。
我們的領導人物，必須是人民可以尊敬、支持的。如果人民不支持領導，或鄙視領導，是不像樣的，這對國家不好。
問：你這樣說，許多台灣人都會很有感觸。
答：先進國家的調查，像西方國家對政治人物的社會聲望調查，結果政治人物的排名，還排在二手汽車推銷員之後。
不是說政治家必須高高在上，而是說領導人至少有責任，注意自己是社會的公眾人物和意見領袖，要時時留意自己的行為舉止。人民對你有所期望，你也自己應該知道怎麼做。
問：2004年你就任總理前曾訪問台灣，最後可否分享你對台灣的建言？
答：你們有很多人才，經濟、技術也很先進。在台灣所謂的中小企業，對新加坡而言都算是大企業了。現在最重要的是政治問題、還有兩岸關係，如果處理好的話，台灣其實有很多優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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